作者 - 水獭
被误解多年，张赞英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。
她今年八十多岁，灰白发微卷，一张苹果脸圆圆的，戴着银框眼镜，讲话慢条斯理，第一次不作为谁的妻子站在公众面前。
她一生为茶花研究付出了诸多努力，努力过，争取过，然而世事总是差那么一点，直到退休，她的职称还停留在助理研究员。
然而直到两年前，很多人才通过《十三邀》第一次认识张赞英。那时，她谈起与丈夫曾孝濂走过的半个多世纪，情绪逐渐失控，最后掩面而泣，“没有来生，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绝对走我自己的路。”
那之后，比起同情，张赞英收到了更多指责，她被贴上“不争气”“失去自我”的标签。
如今，她终于有机会站在台上为自己说话。
“我觉得我是尽了全力的。没有达到我预想的结果，实际心里边是很不甘的，真的不甘。”
张赞英《人物》杂志演讲，来自@准有为青年momo
视频引发巨大反响。曾苛责她“不努力”“不独立”的网友，终于意识到他们欠张赞英一句对不起。
与此同时，新的质疑和攻伐又开始了。他们遗憾张赞英没有出走，她的婚姻、爱人，开始被全盘否定，被定性为阻碍她人生的唯一障碍。
不只是张赞英，过去几年里，每当有女性讲述类似不甘时，无论她们是家庭主妇，像张赞英一样在家庭事业中反复权衡拼尽全力的女性，还是已经事业有成的女性精英，都会收到同样的同情和批判。她为什么不离婚，为什么不出走，为什么不和原生家庭决裂？
但如果认真了解她们的故事，会发现事情远比“走或留”复杂得多。她们努力过，争取过，最终留下遗憾，她们从没有失去过自我，又要出走去哪里？
我要出走去哪里？
长久以来，在大众的视野里，张赞英的名字总是像某种伴生植物般，紧紧跟随在丈夫曾孝濂之后。
作为“中国植物画第一人”，曾孝濂花费毕生时间为多种植物立传，为《中国植物志》《中国菌类志》《云南植物志》《西藏植物志》《香港植物志》等科学著作绘图，发表的画稿超过2000幅。
他的画作里，线条舒展，花鸟纯净，充满中式美学式的宁静。
《十三邀 第八季》节目里，主持人许知远在采访这些声名显赫的大师之外，也将镜头转向了他们身后的妻子。此前，历史学家许倬云的妻子孙曼丽、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的妻子刘彩琴、诗人陈年喜的妻子周书霞都曾在这个节目里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而镜头前的张赞英，并没有如大众预想般讲出那个“伉俪情深”的叙事。
她谈起与曾孝濂走过的半个世纪，和他在一起，她很少有开心的时刻。曾孝濂沉迷于工作，他纯净的花鸟世界之外，是张赞英柴米油盐的生活：为了保证丈夫画画的时间，她包揽下全部的家务，烧柴、卖柴、锯柴、劈柴......全是她一个人的事。
年少时，张赞英家中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，每次有好吃的，母亲就先紧着父亲，其次是孩子，最后才轮到自己。
习惯顺着代际传承，张赞英不自觉地学习母亲，“好吃的是他（曾孝濂）的，他吃剩的我吃”，一切紧着丈夫来，一切时间要先保证丈夫的工作。
“好委屈啊”，讲到最后，她的神情渐渐失控，以手掩面，泣不成声，“没有来生，如果有来生的话我一定走我自己的路。我只要一个工作就完了。”
这段访谈意外地引发了大众的讨论，有人苛责她“不争气”“失去自我”，有人将矛头指向婚姻和丈夫曾孝濂，还有人写长文分析这段婚姻中的权力失衡。一时间，同情、惋惜、愤慨，一股脑儿地涌向这位八旬老人。
就在节目播出的前几个月，大洋彼岸的美国安娜堡，另一位女性的名字也引发了潮水般的共鸣。
2023年底，社会学学者徐晓宏因癌症去世，年仅四十五岁。妻子陈朗在他去世后写了一篇悼文，文名为《缅怀晓宏｜陈朗：请君重作醉歌行》，悼文发出后，外界终于不再提及学术伉俪这样的虚名，而是认真看待陈朗这些年的付出与牺牲。
2019年，因丈夫在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理教授，陈朗辞去香港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教职，随之赴美，暂时在密歇根大学当研究员。
在外界眼中，他们是令人艳羡的学术伉俪。2019年，陈朗辞去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教职，跟随徐晓宏来到美国。丈夫于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理教授，而她暂时在密歇根大学当研究员。
很快，流感爆发，六岁的女儿停课在家，家里必须有人照顾，那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她。她的个人时间因此变得支离破碎，偶尔能坐到电脑前写点东西，也是零零碎碎。
她曾对心理医生说，两个人追求同样的东西，必然有人去做那些不能忽略的琐事：管孩子、报税、理财、做饭，“他越成功你越痛苦。”而她在家中因为琐事疲惫不堪时，丈夫正在网络上与学者论述“国家”、“革命”与“现代性”。
积压多年的感受，在悼文里一并涌了出来。她写道：“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。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‘爱情’说服了自己，抵消了、忘却了心中的尖叫，保持沉默。”
这篇文章被称为\"孤篇压倒全唐\"。网友从中读出了愤懑、苦痛、嫉恨，于是迅速给陈朗下了定义，这又是一场女性在婚姻里失去自我的悲剧。
对此，陈朗很快给出了回应：“那些觉得我'怨'的读者（不管是同情我还是批判我），其实都低估了我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立场。”
而张赞英一度对舆论感到茫然，她想解释：她不是别人口中毫无社会价值的“家庭妇女”，她有工作。至于那天的眼泪，更多是流给那个时代，而非丈夫。
有人劝她像苏敏阿姨一样“出走”，她对此感到不解：她没有被家暴，也没有失去自我，她要出走去哪里？
张赞英做茶花育种工作
这一生我已拼尽全力，然而总是差了一点
舆论之外的张赞英，曾笃定地走着自己的那条路。
十八岁，张赞英来到昆明植物园，工作从磨镰刀开始干起，割草、挑粪、挖地、施肥。长期的劳作，使得她的双手关节变形，肩膀也被扁担磨出血迹。
张赞英
她是工人里的外省人，家庭成分敏感，说不来云南话，只能一个人待着。渐渐地，她跟着师傅学习植物知识，开始做与茶花育种相关的工作。
成为茶花研究员后，每年冬天到来年三月，她都要进山去给野生茶花授粉、杂交。野生茶花通常开在四川、贵州、湖南、广西、云南的深山中，她常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采集地点。
有次，毒蛇咬伤了张赞英的手指，整条胳膊肿成黑紫色，她冲到山脚找到卫生所，直到半个月后胳膊消肿，才捡回一条命。还有一次在广西深山寻找金茶花时，蚂蟥钻进鞋里，走着走着，张赞英才发现时鞋里已是血水。
山路走了一年又一年，她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。
1973年，所里有个科研项目需要人手，要求连续两年在野外采集标本，张赞英本是合适的人选。但她当时怀了二胎，月份已经不小了，孩子和工作，只能二选一。
张赞英挣扎了很久，最终选择了工作，并在流产手术中一度休克。可当假期结束后，这件事情却没有了下文，没有得到任何说法，她很委屈。
三年后，张赞英争取到了去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学习的机会，班里组织晚上去看电影，她总是留在教室看书；在遗传育种实验室和无菌操作室，她经常一个人待到最后才离开。
毕业时，老师希望她留校做科研，她权衡再三，考虑到远在昆明的家人与送她来带薪学习的原单位，还是回到了昆明。
1987年，茶花组推荐张赞英去日本东京学习，那年儿子正值高考，她还是去了。
在日本的实验室，她接触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育种手段，时间紧迫，她夜里有时不回宿舍，两张凳子一拼，就睡在教研室里。
然而，回国后因为职称限制，她无法申请到足够的课题经费与设备支持，之前研究的课题没能再继续做下去，那些努力就这样没了下文。
她在《人物》的演讲中讲到，这一生她已拼劲全力，然而事业总是差了一点。这“一点”，有时代的原因，也有运气的成分。
因为懂得时机的可贵，张赞英总是抓紧任何一次机会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中国科学院首次面向50年代入职的低学历员工，开放破格晋升正高职人员的通道，几十年仅此一次，机会难得。
张赞英先去人事处打探清楚，回来后又鼓励丈夫“试一试”。曾孝濂最终鼓起勇气报了名，评审结果出来后，他被正式授予正高职高级工程师职称。
同一年，张赞英自己参加副研究员评定，但没有入选。直到退休前，她的职称还停在助理研究员。
陈朗的自我也从未消失过。脱离“徐晓宏妻子”的标签，陈朗的履历，甚至比丈夫更夺目。16岁那年，她就出版了自己的文集，书页简介上写着“以学习为生，以考试为命，命中注定为此奔波至今”。
像是某种预言般，陈朗此后的求学路优秀得如同标准模板：从北大本科毕业后，她先后拿下了哈佛大学的神学研究硕士和耶鲁大学的宗教研究博士。
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，她申请到了伍德罗·威尔逊国家奖学金，那一年，该奖学金有近六百人申请，最终入选的仅有22人，陈朗便是其中之一。
2015年，她从耶鲁大学毕业，去往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亚洲研究所担任博士后，随后又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一职，该职位是终身轨教职，竞争激励。
一路走来，学术能力之外，陈朗还要时常面对来自外界的偏见。在新加坡时，一位历史系男教授曾当着丈夫徐晓宏的面，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劝陈朗不要接受香港的教职，对方说：“你最差最差就是当个黄脸婆嘛。”她没有理会。
陈朗始终清醒而笃定。在香港理工大学任职期间，她曾带学生来到内地交流，席间一位男教授举杯祝酒：“祝男生都找到好工作，祝女生都找到好老公。”她当场开口反驳：“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这种话语骗我的学生们”。
疫情逐渐缓和后，陈朗终于腾出一点时间重新面对自己。她开设了一门课叫《佛教能否带来快乐》，在备课和授课的过程中，她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也应该去追求属于自己的“好的生活”。
不久后，她提交了密歇根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的申请，决心转行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。
几乎是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同时，徐晓宏确诊了癌症，于是陈朗将更多精力放在照顾亲人上。
走，还是留？
留下来，还是离开，这道题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。
2002年，来自陕西的刘小样在节目《半边天》里说了一句话，后来被无数人记住：“我宁可痛苦，我不要麻木，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很满足。”
此后的十几年里，她反复尝试出走，去县城做售货员，去贵州卖化妆品，去江苏某个工厂食堂做工......每次都因为孤独、因为家人、因为种种说不清楚的牵绊折返回来。
她并不是没有勇气，只是那堵墙始终在那里。
2020年，56岁的苏敏不堪忍受多年以来压抑的家庭生活，于是贷款买了一辆房车，独自上路，从郑州开到了全国各地。她的经历后来被拍成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，人们称她为当代“娜拉”，敬佩她的勇气。
只是，娜拉出走之后，究竟会怎样？
早在1923年，鲁迅就抛出过这个问题，他指出，出走并不是终点，经济独立才是根本。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，娜拉走后，要么堕落，要么回来。
讲这番话的鲁迅，自己的婚姻也没能跳出这个逻辑。鲁迅昼夜伏案写作，妻子许广平包揽了家中的大小事务，同时还替丈夫抄稿、校对，充当助手。
许广平曾动过出去工作的念头，鲁迅不赞成：“你做事这些薪金，要辛苦一个月，看人家面孔，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。”
许广平留了下来。鲁迅去世后，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，丈夫的工作是伟大的，“然而我不过做了家庭主妇，有时因此悲不自胜，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。但是，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，丢下他，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。”
她将自己的委屈指向社会通病：“这个责任似乎不能专责备女性，这是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。”
一个世纪过去，张赞英在昆明植物所面对的，是相似的困境。
在科研单位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：谁的工作更多，就以谁为主。现实中，大部分退让的是妻子。在张赞英看来，“自愿也好，被迫也好，没有办法。”
两人的同事、植物学家李恒和丈夫王今维是个例外。李恒沉迷于学术，王今维则承担了买菜、做饭、照顾儿女的繁重家务。
后来，王今维住院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，恰逢李恒筹备了将近两年的独龙江科考也即将出发。彼时，61岁的李恒选择留下儿女照顾丈夫，自己动身前往独龙江。
在当时，这个决定显得惊世骇俗。女性似乎只有表现得足够坚定与决绝，才能保全自己的事业和野心。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·戈尔丁曾在著作中论述女性难以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原因，其根源是贪婪的工作：
“工作的贪婪意味着，有孩子或有其他照护责任的夫妻可以通过分工获益......夫妇中的一员将主要关注家庭，一有紧急情况就得离开办公室或工作场所赶回家去。这位家长的职位要相当灵活，一般不会被要求在晚上10点回复电子邮件或电话；不必为某项并购缺席孩子的足球比赛。与之相反，另一位家长则可以在工作中随叫随到。对于随时为家庭待命的人，晋级、提升和收入遭受的潜在影响不言而喻。”
在实践中，退让的往往是女性。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，在这套逻辑里从来就不是并行的两条轨道，而是一道选择题。
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
同样深陷这道题的，还有陈朗。正如她在悼文的补充说明所写，她写作的出发点，并不是“怨”，而是为了诚实地讲述：“特别是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母亲，我要诚实，不想续写'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荣幸'之类的神话，来让更多的女孩子误解婚姻的意义。”
若有“怨”，也是对于“结构和制度”的怨：“即使如晓宏这样追求完美人格的人，都留下这么多痛苦和遗憾，我们所有人（包括男性）作为父权结构的受害者承受了什么？我们的学术制度是不是不人性？是不是异化？”
对于没能在事业上有更大的成就，张赞英有着同样的遗憾：“这一辈子，我有一些遗憾和不甘心，但是你要问，我有没有努力，有没有争取？我觉得我是尽了全力的。但是，没有达到我预想的结果，实际心里边是很不甘的，真的不甘。
这些权衡、退让、不甘和遗憾，并不是一句简单的“走或留”可以概括。
别再用“离开”或“留下”来审判女性的选择，更别急着用结果倒推，否定她们的一生。一个女性为婚姻和家庭作出的让步和牺牲，不该成为她被讨伐的理由。
比起反复质疑她们是否坚定勇敢，为什么不选择离开，也许更重要的是，看到她们，看到她们人生那些尽力的时刻和未能完成的遗憾，承认她们的付出与牺牲，理解她们的选择与价值。
当这些讲述被认真倾听和对待，改变，就已经发生。
部分参考资料：
1、人物｜《张赞英：80岁，我说出自己的野心与「不甘」》
2、谷雨实验室｜《除了是曾孝濂的妻子，张赞英还是她自己 | 谷雨》
3、界面文化｜《丈夫光环之下，女性只剩暗影》
4、界面文化｜《我们要如何理解妻子的“怨”？从陈朗的悼文谈起 | 编辑部聊天室》
5、南风窗｜《我的丈夫是名人，但我很痛苦》
6、南方周末｜《关于陈朗：不是“爱的代价”》
7、时间社THiS｜《缅怀晓宏｜陈朗：请君重作醉歌行》
8、时间社THiS｜《缅怀晓宏｜陈朗：我的几点说明》
图片来源：公开资料，网络，视频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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